我的丈夫卞怀之生于1923年，卒于1987年，是山东泰安莱芜人。虽然出身在一个农民家庭，但是其祖父、父亲、叔父都读过私塾，他也读过两年私塾，后在泰安中学就读，期间接触进步力量。老卞上学时学习很好，在泰安中学的时候数学总是考第一，对文言文也很精通。
1937年冬，他从学校回家后，思想极为混乱，认为在敌后等死无前途，在不愿做亡国奴的希望下，积极想找出路。此时，党的山东省委派人到边王许村进行工作，他每天听同志宣传教育，对党有了初步的认识，消除了悲观失望的情绪，打消了南下流亡的念头，并拒绝同学们去国统区上学的劝说。
老卞的三叔1938年参加革命，于1938年在边王许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青救团，任团长，白天出操，晚上上课，讲抗日道理。10月参加山东八路军第十四支队独立一营，并在边王许村参加共产党。老卞受三叔影响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两次企图参军，一次被半途赶回，一次被三叔从部队中赶回，因年纪小部队也不愿要。1939年4月至5月，他在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1939年10月至1944年1月在山东鲁南区苍山县任区宣传委员、县宣传部宣传科长、县委秘书、区委书记等工作。这段工作时间，是斗争的最艰苦时期，期间有重病两次，达年余。但这一时期坚持了斗争，锻炼了自己，渡过了这一最艰苦时期。不久之后，分到地方搞“民运工作”，到赵县做民运部长、县委委员，坚持敌后斗争，这是群众工作蓬勃开展时期，全县实行了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全面发动了群众。1945年12月至1947年9月，在鲁南区党委党校学习一个月，未毕业就去铜山县工作，任县委民运部长、县委副书记，并于1947年立三等功，获得物质奖励。1947年10月至1949年2月，任邳县县委副书记、书记工作，此时是游击战争环境，在微山湖边上打游击。淮海战役开始，他在江苏邳县、铜山一带任县委下设的县大队政委，带领地方武装打游击，期间认识了我，并结了婚。
1949年春，他在山东鲁南区台枣地委工作，任地委共青团书记。同年3月，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主席还亲自接见，团中央规定所有代表全要接受体检，就在这次体检中，老卞被查出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就是心脏中有淤血，后来收缩不动。这是因为在抗战年代，在山上打游击，老卞和后来的上海铁路局局长邵光华两人共盖一件大衣，这样，老卞的左半边身体全露在外面，睡醒以后左半边身体全是霜，后来就关节疼，好长时间他半边身体都不出汗，就落下这个病了。年轻的时候还不知道有这个病，骑自行车有时候感到胸闷，但也不知道有这个病。四月份从北京回来去体检，才查出了这个病。11月全国解放，调到华东局青农部。当时乔石在华东团委统战部，他去世时，乔石还送来花圈，并写了封慰问信给我。
1952年左右，在青年团华东工委机关评为先进工作者。1954年，华东局撤销，其他人都到工业区了，乔石当时也分到浙江，一机部的段君毅部长考虑到老卞身体不好，就派他去长春的一个中专校做党委书记，于是一家就从上海搬到长春，之后这个学校搬到沈阳（现沈阳工业大学）。后来上海机械学院要从专科升本科，一机部又派老卞回上海。1958年，他就孤身一人来到上海，做党委书记兼校长。学校的一些老领导就调走了，这个在文革中又被认作是老卞把他们排挤走的，实属无稽之谈。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老卞也受到迫害。老卞在1938年参加革命，当时只有14岁，在文革中就拿这个来批斗他，说14岁怎么就是共产党了，按规定应该是18岁，我就冲进去替他辩解，老卞胆子很小叫我不要说话。因为这个老卞被批斗为“假党员”。
他有一个弟弟，以前是部队里的潜艇兵，后转业考上山东大学，他弟弟也受到冲击，被取消了奖学金，这样就没有生活费了。老卞当时也被取消工资，所以只有我用工资供着他弟弟上学，就因为这件事他弟弟很感激我，毕业后的第一个月的工资30块钱寄给我，但我又加了十块钱买了一件毛衣寄回去给他，并嘱咐他以后要靠自己了。我当时也很困难，四个孩子全部去黑龙江插队落户，那边很冷的，都没有钱买过冬衣服，学校革命委员会当时也不肯贷款给我们，幸好当时上海铁路局局长邵光华夫妻和一个海运副司令的爱人都一直帮着我。
老卞到这个学校来就是党委书记兼校长，一直从38岁到60岁就在学校，从未离开过。老卞一心一意为教育事业，来到这个学校没有过过一个寒暑假，一放假就去开会，为了教学、招生之类。在学校升本科院校前任党委书记，之后任副院长，虽然后来做副职，但是一直从事教学管理。
我最感到安慰的是，学校的一些老教师，实习工厂的一些工人对老卞还是怀念的。百年校庆时，外语学院
老卞的理念是师资队伍的培养通过两条路来走，一是通过老战友、老同志去调动；还有一条路就是把中专校的老师送去培养，那时候培养的人现在都已
老卞一生热爱教育事业，尊重知识分子。这些老师调来，老卞都会亲自带着司机开车去接，有的带家属来，我也跟着去接；一些老师生病，他去探望；去世的老教师，老卞都去参加追悼会，我记得当时力学教研组的教授于国瑞（西安交大调来的）去世的时候，老卞去吊唁，还伤心哭泣。
我是1928年生人，山东威海人，1946年初参加革命。当时组织上为了照顾我们，让我在学校基础部工作，但是没干两年，老卞觉得两人在一个学校不好，一机部教育局专管人事的程光局长就把我调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现在叫机电学院）当校长。老卞去世后，我没有享受过什么待遇，房子补贴也很少，但是我想还有好多干部的情况还不如我，我也知足，问心无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