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23年12月20日，是安徽舒城人，原名夏放，1939年，我在新四军驻地遇见后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同志，方毅调侃说“夏放”和“下方”同音，而此时我也正有改名之意，于是请教方毅，方毅遂建议改名为肖流，意为“潇洒风流”。在我童年的成长过程中，对外祖父印象深刻，外祖父陈荫三，号茂槐，是位老中医，曾开有药店“陈仁济堂”，然而他也并非是个文弱书生，年轻时曾赤手空拳打老虎，轰动一时。而我并未继承外祖父的衣钵，治病救人，未曾学过中医，如一般子弟一样，上私塾，入小学。
在走向革命的征途中，堂兄夏冰流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名字中的“流”字，也是出于对堂兄的敬重）。1929年，夏冰流就开始与我党秘密接触，他是位经受过残酷斗争考验的老党员。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党在大别山建立了抗敌后援会，我与堂兄夏冰流在一处工作，夏冰流当时任副团长。1939年冬天，国民党不顾民族大义、抗日大局，开始掀起反共高潮，我党在国统区的部分地下组织已经暴露，形势危急，当时大别山地下党负责人张劲夫，根据中央指示，决定让暴露的同志赶快撤退转移到新四军驻地，我也正是在此时转移。
对我而言，部队的工作是艰辛而快乐的，但同样充满了生与死的考量，革命年代的残酷。1940年陈毅、粟裕领导的黄桥决战，我对此印象深刻。当时的战斗实则是生死之战，敌强我弱，非常危险，并无必胜的把握，由于指挥得当，我军将士英勇，迫使国民党韩德勤部军长李守维溺毙，中将旅长翁达自杀身亡。战役过后，苏南苏北的新四军势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此时我跟随方毅在淮南，方毅时任淮南办事处主任，我在淮南大众剧团（前线话剧团的前身，陈毅称之为状元剧团）做支部副书记。
1952年，我转业后分配到上海机械学院（当时校名为上海工业学校，下同），那时才二十八九岁。初来之时，意气风发，一心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培养些实用人才。当时华东局与上海市委也十分重视机械学院，在我进校时，学校的干部配备很理想。我对前任校长李葵元很是欣赏，李校长很有才华，口才极好，开会一般不用讲演稿，在香烟盒上写几个字就能成一篇好文章，而且他能很好地深入群众，群众基础较好。可惜我调来后，组织上就将李校长调往第一机械工业部华东办事处任副主任，虽仍兼任机械学院校长，但实际工作已经全由我来负责。原本我到机械学院时，位列夏安世[1]之后，是排名第二的副校长。由于组织上的信任以及工作能力的突出，加上夏安世更专注于业务，组织上最终决定还是由我主抓日常工作。
1952年，机械学院第一次公开招生，招录学员达2000多人，所招的学生都来自华东地区各省市，其中有县委书记、副书记，区委书记、副书记等干部300多人，其他大多为工人。这次招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迎接第一个五年计划，华东局决心要培养工农干部，重点培养年轻干部。那时整个学校朝气蓬勃，早晨的广播里播放义勇军进行曲、藏族同胞歌唱解放军等歌曲，人们都是以一个崭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时代。
由于学生人数增多，各方面困难都很大，吃饭、住宿、教学等问题都需要解决，我为此很是苦恼。沪江大学历史上学生的最高人数是1300多人，如今多出许多，建筑面积也就3万多平方米，那么多人，如何是好？只能委屈学生，宿舍一间最少住8人，10人住一间也很平常，相当拥挤。由于第一年招生过多，住宿条件有限，次年就不再进行招生，直到1956年才又开始对外正式招了一些青年学生。当时学校有六个宿舍，第一至第五宿舍住学生，第六宿舍住教工。教学的老师有少数是原沪江大学留任。学校提供每位学生的伙食费是一月10元，相比当时的情况而言，已是相当不错。当时学生的思想淳朴、生活艰苦，相互间的感情很好。
相对于紧张的住宿条件，更令我觉得麻烦之事，就是这批学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不管怎么安排班级，怎么安排上课内容、进度等，都会有人提出疑义，所以只能进行入学测验，根据测验结果分班、编排课程进度，进行因材施教。其中有个别同志由于早年参加革命，没有学过文化知识，确实无法完成学业。因为分配不出去，只好延长时间毕业，从52年入学到58、59年才毕业。
因为学习的事，甚至惊动了中央。有些同学确实无法完成学业，而当时又不让退学，于是就出现了跳黄浦江的事情。此事闹得很大，有些同志心生怨言，竟然写信告到毛主席处，信上甚至有21个人的签字，毛主席指派华东局领导谭震林来调查处理，谭震林又批转到上海市，由上海市出面解决。上海市很快组织了一个工作小组来机械学院调查，其中工作组组长是华东局党校的副校长，他们在学校里调查了近两个星期。当时上海市市委提出要处分我，撤销我的党内工作。由于我从部队转业到机械学院不久，所执行的工作任务都是上级领导布置的，学校党委开会后，不同意组织上对我的处分决定。最后市委组织部部长找我谈话，希望我能暂时委屈一下，处分我是为了教育大家，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我从大局出发，默默承受了这样的处分，但市委还要处分前任校长，我坚决不赞成，希望就我一人对此事负责，不要扩大处分范围，最后组织上给予肖流“党政劝告”的处分，但不到半年就撤销了。
1954年，组织上任命我为上海机械学院代理校长（当时校名为“上海机器制造学校”，下同），次年8月正式就任校长。当时上海机械学院的干部较多，能力也较强，鉴于其他一机部管理的兄弟院校在干部人员等方面上存在些困难，我支援了很多干部。比如， 1952、1953年间，调政治辅导处主任尹玉岚和组织科长杨松至复兴路校区当副书记；另外，调往上海船舶制造学校（现在的江苏科技大学）许多能力很强的同志，有些甚至是学校领导，中层的科级干部更多，不少是从学校的学生中抽调出来（一位上海模范教师支援到杭州的航空财经学校）。除了人力资源的支援外，物质上也给予了兄弟院校很大帮助，其中捐赠上海船舶制造学校一幢大楼，另外还支援过七台机床（当时机床很是珍贵）。对于帮助兄弟院校，我总是十分慷慨。那时一机部在上海办了5所学校，我基本上都支援过干部、物资。有一次，一机部教育司的副司长开玩笑地对着我说：“你的共产主义风格太高了。”世事难料，若干年后，我调往杭州机械专科学校任校长，还用到了当初捐赠的物资。
1957年，天平路的工业管理学校合并到上海机械学院。由于工业管理学校学校没有足够的教学楼上课，学生都到机械学院的复兴中路校区上课，时间一长，两个学校的学生渐渐发生些矛盾，于是一机部决定让工业管理学校合并到机械学院。
在上海机械学院任职期间，有一件事让我万般伤痛，一生难以忘怀。1956年9月24日下午两点半左右，龙卷风突袭上海，机械学院一幢四层高的教学楼（思晏堂）倒塌，造成37人死亡，158人受伤，伤亡惨重，我伤心之至。当时事发之后，学校电话线都已烧毁，我只能跑到附近的上海机床厂去打电话，流泪向上级汇报了关于龙卷风突袭之事，一机部的领导听闻也很震惊，马上找到分管机械的领导干部，询问机械学院有无危房上报。而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光池前来现场指挥抢救，高教部副部长、一机部教育司司长等领导也前来慰问。如此灾难，实为建校以来最惨烈一幕，我至今回忆往事，仍不免唏嘘不已。
龙卷风突袭之时，数学系
1958年，复兴路校区的校长余慧遭到批判，并受到留党察看两年、降两级的处分。于是我被调往复兴路校区任校长。
1965年，我被派往杭州机械专科学校任校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被派到浙江省的一些市县，组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被调回到杭州参加运动。文革期间，我被诬蔑为“反革命”，挨批斗、关牛棚、扫马路厕所等等，受尽万般折磨，直到1970年6月才宣布“解放”。同年8月，海军办了一个干部学习班，我被派往学习半年，而后又分配到镇江，直到退休。
我对学校感情很深，学校对我所做的贡献也是十分感念，每有庆典、会议等活动都邀请我，我也总是尽量参加。作为学校的老领导，我希望学校要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我认为上海理工大学之所以历经百年，仍旧朝气蓬勃，健康发展，就是因为一直坚持这些优秀的老传统。一个学校要发展，最重要的还是教书育人，要重视科学发展、科技工作、师资队伍的培养，努力提升整个学校的科学与人文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