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沪江大学校训“信义勤爱”的文献记载，最早出现在1916年出版的《Educational Review》杂志第8卷《The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一文中，作者是当时沪江大学理化科教授梅佩礼（Fred Carleton Mabee）。
And in future years as the instruction is continued, the one aim and ideal will be to build up the students into the measure of the stature of the fulness of Christ— an ideal which is contained in four characters engraved on the recently adopted college seal 信義勤愛“Truth, Righteousness, Diligence and Love.”
“seal”是印章或盖章的意思。“college seal”应指当时刚刚确定并启用的校徽。而校徽上是刻了“信義勤愛”四个中文字了。
这枚校徽随后出现在1916年底出版的沪江大学年刊第2卷上。年刊第1卷出版于1916年1月20日，但目前国内无存，不能确定上面有无校徽。
由于文字记载的缺乏，校徽与校训设计与通过的具体细节无从考证。
1988年10月8日，沪江大学1918,28,38,48四届校友假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举行级庆大会，分别纪念毕业70,60,50,40周年。当时远在美国的1918届校友董承琅无法亲临盛会，便寄来一封贺信。贺信的原件和全文已不知去向，但当时《沪江校友通讯》摘登了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段话，使沪江大学校训来历的谜团得以揭开。
“值此盛会时刻，令我回忆过去母校的创立和发展史。这是与前校长魏馥兰博士与先父景安公的合作分不开的。先父1912~1919年任母校副校长，并于1916~1917年任母校代理校长。他于1915年建议改浸会大学为沪江大学，并提出‘信义勤爱’为母校校训。饮水思源，提出以上几点对母校的创立史作一补遗。谅为各位所乐于了解。”
董承琅（1899－1992）是董景安的长子，1907年随父进入沪江大学校园时，已经9岁。1914年考入沪江大学正科，到1915年时，他已是大二学生。因此，他晚年的回忆是值得信赖的。《沪江校友通讯》把这段回忆摘录出来，对校史研究也是功德无量。
董景安是沪江大学创建者之一。当时从董事会、行政人员到教员，都以南北浸会传教士为主，他们和中国社会方方面面还是比较有隔阂。如果没有董景安的多方沟通和诸多建言，沪江大学很难顺利发展壮大。实际上当时浸会董事会和美国校长魏馥兰也相当倚重董景安，1911年推选他为首位华人教授，1912年又聘他为副校长。
董景安提出由上海浸会大学堂改名为沪江大学，这一举措对以后沪江大学办学的中国化，乃至我们今天大学文化的品牌建设和影响力的提升，都有重大意义。
而“信义勤爱”的校训，则更是匠心独运的杰作。当时圣约翰大学的英文校训的是“Light &Truth”，后加上孔子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东吴大学的校训是“Unto a Full-grown Man”，出自《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1929年又以“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为中文校训。同样是教会学校，沪江大学校训在中西方文化的结合方面是最紧密的。
董景安1919年离开沪江，这一年他的第一任妻子袁佩吴因病辞世，他们共生育了4男4女。次年再婚后，董景安又育有3男3女。在他14名子女中有5名子女具有沪江大学的背景：董承琅1918年毕业，董承玙1920年毕业，董承琨、董燕云、董莲云则是沪江大学肄业生。其中长子董承琅的成就最值得称道，他于1924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到北京协和医院任内科住院医师。1930年、1940年再次赴美进修心脏病学。1941年回沪行医，1945年任上海医学院内科教授，1949年解放后即被聘为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内科主任。曾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一级教授，是我国心血管内科学的一代宗师和主要奠基人。1991年3月，当选为美国心脏病学院荣誉院士。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内设有董承琅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