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夏述虞，原名夏舜卿，1896年5月出生于河北省任丘县。1913年考入保定私立育德中学，1919年3月17日赴法勤工俭学。1924年8月考入法国国立工艺专门学校——阿尔捷梅杰工业学校，1927年7月毕业。1928年1月，夏述虞学成回国后，先后在天津、上海等地任教。因无法施展才能和抱负，于1929年4月由蔡元培介绍赴大西北工作，得到了统治西北的冯玉祥的重用，被任命为西北兰州省立汽车修理厂厂长。
当时冯玉祥及其统领的西北军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早已激化，1929年一年中，蒋冯就发生了两次军事冲突，均以西北军的暂时退却告终。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揭开序幕。5月，在战事大规模展开的炮声中，夏述虞被调至西安，筹备组建陕甘汽车管理局，任局长兼机务主任。管理局直辖于西北军总司令部，主要任务是管理军用汽车，运输军队与军品。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旋即派东北军12万人入关，中原大战立分胜负。杨虎城部10月25日攻占潼关，10月29日占领西安。蒋介石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从此杨虎城主政陕西六年①。夏述虞在随西北军总部撤退途中，被杨虎城的旅长赵寿山部俘虏解送至西安。因当时西北十分缺乏汽车维修方面的高级技术人员，在查清夏述虞的底细和任职情况后，杨虎城亲自找他谈话，仍派他担任管理汽车的职务——17路军汽车修理厂厂长（上校衔），任务是修理与管理军用汽车。1931年杨虎城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夏述虞又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交通处长、绥靖公署汽车厂厂长，成为杨虎城的重要幕僚。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中，夏述虞任西安交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杨虎城的授命下，负责管理西安市区内汽车、火车和飞机等工作。
西安事变后，夏述虞一直留在西安经营实业和教育。他将杨虎城留下的17路军汽车修理厂改为西京机器修造厂，并任厂长，最终将其发展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机器修造厂。他还创办了私立西北高级职业学校，自任校长，按照法国阿尔捷梅杰工业学校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为大西北培养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1946年8月，夏述虞奉南京政府教育部令到上海接收中法工学院，创办国立上海高级机械制造职业学校。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学校被接管，夏述虞由校长降为实习工厂教员。1951年，夏述虞到上海法商水电交通公司担任工程师，一直工作到1958年退休。1981年3月29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上海，终年八十八岁。
夏述虞生性淡泊，即使在晚年恢复名誉后，也不愿炫耀自己前半生的辉煌。除了一篇回忆留法勤工俭学经历的口述文字，他似乎没有留下回忆性的文字。但不久前，在拜访其次女夏乃华时，我们从她手里幸运地得到两份夏述虞手稿《西安事变的回忆》和《西安事变的片段》，让人喜出望外。
二
这两份手稿的写作时间，《西安事变的回忆》作于1964年6月30日，《西安事变的片段》作于1965年12月23日。当时是什么因素触发夏述虞连续写下这两则回忆呢？在搜集西安事变研究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曾有过征集西安事变亲历者回忆录的举措，这项工作始于1961年,倡导者为周恩来总理。其最终的成果便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西安事变亲历记》一书。②书中收入了邵力子《西安事变追忆》一篇。1987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109辑也刊载了该文，文末注明的写作时间是1966年1月。可以推断，夏述虞的两篇手稿应该与邵力子的文章一样，是在得到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征集西安事变亲历者回忆录的消息后，动笔完成的。
在两篇手稿中，夏述虞有3处提及自己在西安事变中承担的职务与具体任务，以及完成任务的经过。
其一，事变前，张、杨二人曾联名发出请帖，请随蒋来西安的高级军政大员在西安易俗社剧场观剧以示欢迎。当时夏述虞担任招待。“在开戏时，张、杨二人匆匆忙忙地到戏园内向大家寒暄，未等客人到齐就走了，直到剧终他二人也没回来。事后始知他二人那天晚上布置捉蒋的事情去了。”（《西安事变的回忆》）
西安易俗社原名“陕西伶学社”，创办于1912年，位于西安市关岳庙街（今西一路）。其创始人李桐轩，孙仁玉等是同盟会会员，因以“移风易俗，辅助社会教育”为办社宗旨，故改名“易俗社”。
夏记载当天演的是秦剧《颐和园》，日期是12月11日。但《西安事变亲历记》所收赵寿山、王菊人的回忆录中记载此事的日期是12月9日。另外，曾扩情在回忆录中称“临事变前一天晚上，政训处领导下的‘大道剧社’，借某戏院演剧，欢迎蒋介石的随行人员。张学良、杨虎城以主人身份，陪同到场，主持招待。剧未终场，杨向我说明先走一步，要我好好招待客人。”可能夏两次都参与了接待，时间久了混在了一起。
其二，12月12日早晨，杨虎城部已解除蒋系驻西安宪兵和特务机关等的武装，但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下落不明。杨虎城甚为关心，当即派夏述虞前往省政府寻找，以免发生意外。“我到了陕西省政府以后到各处寻找，毫无踪影，询问各处工友也都说未见。时已9时半，忽在后楼的屋顶阳台看到邵主席的夫人傅学文，她跳楼时将左手腕折断，卧在地上鲜血直流。我赶快把她扶起送往省立医院。我又重返主席办公室内里间寻找邵主席，最后在靠壁炉的方案后面找到了。他惊慌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现在不必详谈，我是奉杨主任之命特来接你的，因为杨主任很惦念你的安全，决无其他，请放心。’他问：‘我到什么地方去？’我说：‘你愿意到什么地方，我就送你到什么地方去。’他想了一想说：‘送我到西北饭店去吧。’我说：‘ 甚好。’当即乘上汽车把他送到西北饭店。”（《西安事变的回忆》）
邵力子早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与于右任一起创办过《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立报》等革命和进步报刊。1916年1月，在上海参与创办《民国日报》。曾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陆海空总司令部秘书长，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僚之一。1922年，杨虎城护送于右任由四川赴沪时，经于右任介绍与邵力子相识，其后两人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邵力子多次在蒋介石面前赞誉杨虎城的作为。杨虎城主政陕西后，深知蒋介石的对自己怀有戒心，一定会渐渐将其势力渗入陕西。出于这种考虑，他主动要求蒋介石派邵力子来西北主政，因为对他来说相知颇深的邵力子是最理想的合作者。所以事变中杨虎城对邵力子下落不明感到紧张就不难理解了。
邵力子在《西安事变追忆》中有一段也记录了自己在事变过程中与夏述虞见面的经过，恰可与夏述虞的回忆相对照。
“十一日晚，我参加张的宴会，十二时许始回省政府后楼就寝，倦极甜睡。夜半忽被枪声惊醒，枪声很近，远处也有，我猜想是几天来所优虑的东北军不稳的情况发生了。无法查问情况，因即下楼，进入藏书室，在书柜旁坐待天明。署内外枪声由减少而停息，绥靖公署汽车厂厂长夏述虞来，说并非兵变，是张、杨为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出了八项条件；张、杨各向部下宣布，说是对蒋实行‘兵谏’。夏奉杨之命，请我去新城大楼。我即与夏同乘汽车前往，车停在绥署旁杨的住处前面。夏报告后，杨未出见，邀我至南屋杨的卫士队队长室。这时已十二日上午九时许，李志刚来。李是杨的驻南京代表兼省政府委员，是我多年熟人，代杨慰问我，说杨要他负责招待，已准备腾出新城南门外招待所让我去住。我说这里也很好，不必费事了。我在卫士队队长室一共住了五天。李告我，夏厂长即是负责收缴省署宪兵枪械的人，杨已责备他搞得不好，使我和我妻受惊。”
两人回忆的大致轮廓是契合的，不过夏把新城大楼误记为西北饭店，而邵则回避了自己不足为人道的狼狈。
其三，夏述虞在事变中兼任西安交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所管理的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未发生重大事故。此外，驻西安的飞机七十余架以及被俘空军人员由他负责看管，也都无一损伤。
“驻在西安的飞机有三个大队，共有飞机七十余架，系由蒋介石亲自派来，专为剿共之用。飞行人员的待遇优厚，举止骄横，不受地方的约束。当蒋介石被捉后，飞行人员亦被管制，他们甚为惊慌，但他们知道在西安无其他飞行人员，来代替他们的任务，因此他们作消极抵抗。派到飞机场内保卫的官兵，恐怕他们将飞机飞跑，要将各飞机上的仪表拆下，以防意外。我闻知立即制止，并通告若无命令则禁止触动飞机上的机件，以免损坏飞机。同时召集全体飞行人员，向他们说明，今天的事变，是为劝告蒋介石，停止内战，不让中国人打中国人，集中全国的力量，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悔过自新，接受劝告，所有在职人员，一切依旧，望大家安心，不要顾虑，凡遵守纪律的，立即发给通行证，自由出入，并对他们的生活给予适当的照顾。自此他们均能深明大义安心守法，服从管理。在事变期间，飞机场内，无一人受伤，也无损坏一架飞机。至今思之，为了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团结各方的力量，乃是应当做的工作。”（《西安事变的片段》）
西安机场是西安事变中的一个重要枢纽，和谈中各方重要人员出入西安都要经过机场。所以，夏述虞的这段回忆有比较独特珍贵的价值。夏述虞在一份材料中曾记载，当时驻西安空军指挥官是张有谷。据此线索，笔者发现了张有谷1981年10月写的回忆录《西安事变时的空军动态》。③文中也提及了夏述虞。
“13日，我步行到西门里路南一位机械员家内暂避。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天，我们指挥部军需来找我。他说，夏舜卿厂长要他转告我，快出去见杨主任，杨在找我。不出去，清查出来就不好看了。这时我已知蒋介石被扣。我考虑了一下，先到夏家，再由夏领我去见杨。到新城见过杨虎城后，他把实际情况告诉我，并要我去见张学良，他们都要我出来掌握空军。原来事变后，张已派了一个东北航校毕业的张至善去领导掌握。不料被一个东北籍的飞行员安锡九以试飞为名起飞后就飞跑了。因此，张、杨都希望我出来。我当时的思想是：为了保存这几十架全国人民‘献机祝寿’买来的飞机不遭破坏，为了多年在一起工作亲如兄弟的飞行人员的安全，没有话说，慨然允诺。其实也不能不允诺了。
从此，我夫妇二人都在夏厂长家里吃、住。……”
张有谷1949年12月9日在昆明参加起义，任昆明机场司令。后任解放军牡丹江第7航空学校副校长，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陕西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去世。他的回忆比较详细，文中还提到夏述虞与周恩来的关系。
“关于周恩来到西安，我不知道详细情况。因为夏舜卿厂长和周在法国相识，夏在西安西城南面有一所房子，还挖了一个地下室，可能是给周预备的。夏曾特意邀我去看那个地下室能否抗百磅炸弹的爆炸。可是他自己住在新城南面，什么也没有准备。”
三
夏述虞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李石曾、蔡元培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西北是夏述虞的福地，他刚到西北，就因组装成两台国内罕见的拖拉机而名声大振。作为大西北首屈一指的技术人才，他以正直的品格和卓越的管理才能受到各方势力的青睐和器重。在西北期间，他与杨虎城、孙连仲、胡宗南等军政大员都建立过亲密的私人友谊。胡宗南曾长期将夏述虞在西安的住宅作为办公地点，孙连仲居然主动提出要与他攀儿女亲家，遭到他的婉拒。在西安事变中，作为杨虎城的重要幕僚，夏述虞的任务非常关键。他以西安交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职务负责管理西安市区内汽车、火车和飞机等所有交通工具，捉蒋的装甲车是由他任厂长的汽车厂内开走的，机场的七十多架飞机和被俘空军人员由他负责看管，无一损坏和受伤。他曾随张杨在机场迎接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并合影留念。杨虎城离陕时，也与夏述虞等人留有大幅合影，可惜这些照片皆毁于“文革”之中。
这些经历本来都可以成为夏述虞写作回忆录的主要内容，但手稿中对这些经历的细节或者语焉不详，或者干脆不提。而且他也没有按照一般回忆录的惯例以个人经历作为叙述的焦点和线索，而是把这些简略的自我叙述巧妙掩藏在对西安事变全过程的描述中。在第一篇手稿中，夏述虞根据自己所了解的各方面的信息，从“事变爆发的导因”、“事变前的布置”，一直写到“捉蒋的经过”以及“事变的解决”。④关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我们只能从他身后留下的档案材料中找到只言片语的线索。
也许因为这种写法不符合回忆录征集者的要求，于是又写了第二篇，即《西安事变的片段》，其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在西安事变时我的工作”。但他在这一部分介绍完自己所完成的西安交通和机场事务管理任务后，又离开自己去谈“西安事变的地点”、“华清池的风景与名胜”、“西安的形势”、“西安的古迹”、“杨虎城与十七路军”，其实从前文所引张有谷回忆录内容可以推测，他应该还有许多重要经历没有提及。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夏述虞如此谦逊低调，不事张扬？也许是个性使然，也许还有别更深层次的原因。
如前所述，夏述虞解放前虽未加入任何政治党派，但他与一些国民党大员过从甚密。他作为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的校长上海刚解放即遭废黜。再加上长子夏新华曾任胡宗南机要参谋，并随其去了台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必受牵连，前途莫测。如此过山车般命运的巨幅颠簸所造成的心理阴影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在这种严峻的生存困境中，突出自己在西安事变中的贡献，引来社会各方的关注，可能会迁出其他历史问题，从而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无法预料的危险和灾难。
出于这种顾虑，他采用现在我们见到的方式回忆西安事变，既不会因突出自身引来危险，同时又对历史有所交代。对于当时的夏述虞来说，这是不得已采取的权宜之计，也是一种最佳的生存策略
注释：
①张协和张辉《杨虎城年谱简编》，出自张协和 张辉主编《杨虎城将军与西安事变补遗》，档案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②《西安事变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该书《出版说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从一九六一年起，在周恩来总理倡导下，开始征集了一批有关西安事变亲身经历的回忆录资料。二十多年来，经过有关人士反复审核，在此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之际，办公室委托全国政协西安事变组的吴福章同志，挑选了其中一部分辑成《西安事变亲历记》一书，以为纪念，并作为历史研究的参考。
③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5辑西安事变》
④众所周知，由于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以及个别当事人选择性叙述的误导，有关“临潼捉蒋”经过的叙述一直是以讹传讹。直到1981年12月13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安事变史编辑组在北京召开“关于华清池捉蒋及‘二·二’事件辩论核实会” ，原“西北剿匪总部”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瓒等亲历者出面与孙铭九对质， 才得以廓清迷雾，揭示真相。参见张魁堂《临潼扣蒋的兵力部署和主要的指挥官》，《文史资料选辑》第121辑。所以，夏述虞在1960年代写捉蒋经过，和当时的出版物以及影视剧一样都是被误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