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长辈的故事(七)
发布时间:2008-06-09  浏览次数:

(十)我妈的骨气

母亲叶佩琳(1909-1976),生于福州,北京师大女附中毕业。她从小就很能干、很自立。中学毕业后随外公到镇江工作,与我父亲相识、结婚;生了6个孩子,3男3女。

抗日时期,父亲带着家眷,随机关由上海逃难至江苏张渚。一九四三年旧历三月初三, 父亲突然病故,年仅38岁。母亲带着我们全家,由张渚回上海。当时交通不便,最小的弟弟才6个月;途中又遭日军和土匪的盘问和勒索。到上海后,原先顺安里的房子已经进不去;只能投靠我外公,住进了金谷村。原先的金谷村,每幢楼只住一家。抗战时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外公和3个儿子和2个女儿,住在二楼和亭子间;一楼租借给一家姓唐的;三楼是外公的妹妹(我们叫姑婆)家,他们也有2男1女。我们搬进去,就挤在三楼的亭子间里。因为妈妈要去上班,6个孩子要人带,就请了两位老保姆陈妈和胡妈。她们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从上海顺安里跟到张渚,又跟回到上海。我们9个就挤在一间11-12平方米的亭子间里,晚上打地铺;白天6个小孩挤在一个方桌上做功课。      

1944年回上海时姐弟妹合影

  母亲在国华银行找到一份“职员”的工作。国华银行的大楼,现在是北京东路342号黄浦区税务局。这是一家私人银行,业务抓得很紧,经常要加班。我妈头脑清楚,办事利索,很受上司的赏识。知道她家境极困难,凡有月底加班的事,上司都叫她做,双倍给薪。

1948-49年,五姨和四姑都曾经问过妈,是否要将我带出去,以减轻她的负担;母亲婉言谢绝了。一个表姨没有孩子,要把我妹妹认领去,没多久我们又把她接了回来。在这些年代里,妈妈在银行挣钱;生活上由2位老保姆照顾;学习上就全靠我们自己了。

当时上海学校大多是私立的,学费很贵,因为学校的全部开支都来自学费。一个中学生一学期的学费要交60-70个“折实单位”。所谓“折实单位”是解放初所实行的一种以实物为基础而以货币折算的单位。每折实单位等于大米一斤、麦粉一斤、 煤球一斤、龙头白布一尺的市价。根据网上材料,在50年代初,折实单位约合人民币币五角五分。当时没有义务教育,私立中小学的学费是很高的,一般家庭很难负担地起。60-70个折实单位大约相当于约35元;而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薪才40-50元,而且数十年不涨。我们要求学校减免学费,老师一看住址就说,“住在金谷村的还付不起学费?”。岂不知,                                 

   

中年时代的母亲

金谷村里有的是富人;但也有9个人挤在一个亭子间里,一个妇女工作养活9口的穷人。

在我家半径1-2公里的范围内,那时唯一的公立中学就是“务本女中”(后来改为“市二女中”和“第二中学”)。我大姐考进了“务本”,从初一到高三,省了不少学费;而我们大多在私立的正风小学和中国中学,靠减免学费读书的。1952年,私立震旦附中被国家接管,改为公立的“向明中学”。1953年秋,我和弟弟分别考进了这所公立学校的高中部和初中部。私立震旦附中后来改为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附中,学生大多是有钱人家的小姐。我进向明时,女同学多是穿“玻璃丝袜”;而我们这些穷苦男生,线袜上了布袜底,露出打掌的袜底后跟,形成明显的反差。

妈妈对我们要求很严,要我们好好读书,决不许有丢脸的事发生。我们有个表舅,是1930年代从美国回来的,解放前在美国洋行做,解放后在设计院任总工程师,家庭条件很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家有一台美国GE公司的电冰箱,这在40年代是很少见的。他们住在陕西南路复兴中路口的陕南村,这是当时上海最好的公寓之一。表舅的女儿和我弟弟同岁、而且是同学。一次弟弟和妹妹“擅自”到他们家去玩,还被留在那里吃晚饭。回来后被妈妈大训了一顿,还挨了打;骂他们没有骨气。说实在的,当时我们家经济是十分困难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每年只有过生日时,论到的人才可以“享受”一碗福建挂面和2个鸡蛋;其他的小孩只能看着。

在妈妈的教育和鞭策下,我们姐弟妹读书还算可以,除了妹妹因病不能考大学外;其他都读完了大学。我大姐务本高中毕业时,本想报考新闻系;可妈妈说女孩子搞新闻,老是跟在别人后面跑不好,就改考了上海财经学院,毕业后被派往吉林。二姐和两个弟弟大学毕业后,也被分配离开了上海。惟有我1965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幸运地被分配到上海,和妈妈在一起。子女们都工作了,家庭生活也慢慢地好了起来。可是妈妈却不幸地患了肠癌,于1976年1月24日在金谷村病故。那是文革前最黑暗的日子,可我妈的追悼会却到了许多人,搞得十分壮观,把龙华殡仪馆的厅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的亲友几乎全到了;还有许多我们从未见过的老人,他们说我妈是他们最尊敬和爱戴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