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申新助学”到“义卖自助”
发布时间:2008-05-22  浏览次数:

 

 

       

 

      这是六十年前的往事了,至今回想起来,仍令我心潮难平。

申、新两报劝募助学功德无量

      抗战期间,上海绝大多数市民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工薪家庭能够供子女读完小学已经很不容易,失学少年和十三四岁的徒工比比皆是。在那民族危难时刻,很多关心国家未来的有识之士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帮助莘莘学子弦歌不辍。
      当时上海的慈善助学,除了少数规模不大的义校之外,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首推《新闻报》的贷学金(“贷”字寓意今天社会帮助你们,将来你们再去回报社会)和《申报》的助学金,他们的资助面最广,影响也最大。报社先公开劝募助学资金,按规定每学期集中发放一次。其次是金融界、企业和社会团体出资奖学金,公开考试确定资助对象。例如安华银行、镇江同乡会、广东同乡会等。还有一类是个人或家族出资,在指定学校内设立奖学金,只供该校学生受益。例如企业家严裕棠先生在东吴大学及其附中设立了“裕斋奖学金”。上述三类,对受助学生有一共同要求:“家境清寒,品学兼优”。此两项并无量化标准,只是根据经费总量,从中择优,而同乡会则还要求受助者是同乡学生。
      笔者父亲原在英美颐中烟草公司供职,家境尚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接管了所有英美外资企业,他不愿为日本人效劳,愤而辞职,赋闲在家。恶性通货膨胀很快吞噬了他半生的积蓄。因贫病交加,两年之后的1943年,再也无力供我上学了。我当时正在东吴附中念高中一年级,不得已,只得自行寻找学费来源。上述三种助学类型我都去尝试过。安华银行不大,在靠近汉口路的山西路上,测试方法是随到随测。我初试没有成功。考官问明我所在年级,随即挑选一本英文课本,指定一页让我朗读,又用中文问我其中内容,然后对我说:“回去努力,下学期再来。”我后来享受的是《新闻报》的贷学金,学费不足之数由学校推荐“裕斋奖学金”,直到高中毕业。
       用现今说法,当时申、新两报的助、贷学金,完全是公开、公平、公正的。他们有专业的劝募队,还在报上设有专栏,刊登每天的劝募结果。劝募队每天都进行比赛,看谁劝募的资金多。名列前茅者,《新闻报》称“抢救失学义勇队”,《申报》称“荣誉队”,其余则为普及队和普通队。另外,还有自行捐募的,差不多也每日见报。这些捐募人中有富人,也有勉强温饱者;捐来的资金,有婚丧寿诞的礼金,也有借此为家人祈福的,更有小学生节省下来的糖果钱。总之,伸出援手的人很多。然后在报上发公告,大、中、小学生前来报名填表,统一测试,择优公布名单,发放助、贷学金。在我印象中,测试的题目并不太难,也无需走门路、托人情,只需静等公告而已。
      1945年8月,《新闻报》的贷学金助学已是第十一届,人数达到五千多人,而《申报》刊登在8月26日《读者助学消息》栏的第九届受助学生也有两千六百余人,其中大学和高小人数较少,初高中居多。《申报》额定小学每人最高资助汪伪储备票10万元,初中15万元,高中及专科20万元,大学30万元。当时米价最贵,为每石60万元储备票(折合法币2500元)。因当年大多是私立学校,各校收费标准自然不统一,学费若低于以上数额者亦全额发给。报社公布名单的同时,又将核准通知单寄送学生本人,学生再将通知单交给学校,由学校统一去报社领款。
       1945年秋季开学时,由于抗战胜利币值变动,物价飞涨,所资助的人数又较多,《新闻报》贷学金已无法一次付清学费。他们就和《申报》商量,借用“报社社款”、“空袭余款”(二战后期,《申报》募得一笔款项,准备专用于应变盟军空袭上海后的救济基金,因日本迅速投降,盟军没有空袭市区,不及动用),又同校方商量,分三期付款,报社付第一期,再由家长负担第二期,校方减免第三期。
       当时上海只有三百万同胞,申、新两报所资助者在学生群体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笔者亦是受益者,至今感激不已。

带着三十万枚“助学章”走上街头

      谁也没有想到,1945年8月这一届的助学活动竟然成了最后一次。当年9月以后,接收大员像蝗虫一样飞到上海。国民党任命的抗战胜利后首任上海市长钱大钧走马上任。钱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蛰居重庆八年,如今来到上海这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报上只见他天天出席庆祝胜利的酒会,夜夜和美国人碰杯跳舞。申、新两报的劝募助学,让国民党政府感到在“盟邦友人”面前丢了面子。为了粉饰太平,制造“国泰民安”的气氛,遂下令严禁申、新两报继续劝募助学。
      转眼间秋去冬来,老百姓从欢迎到失望,他们从“五子登科”的接收大员身上看不到一点希望。政府不让申、新两报资助了,那八千学子下学期的学费何在?抗战胜利已近半年,这些家庭的经济情况并未好转,而米价飞涨,从原来每石60万储备票(相当于2500元法币),涨到现在每石15000元法币,涨了整整六倍。面对失学的危险,我们只能勇敢地团结起来走自救道路。
      1946年1月25日,上海七十多所大中学校,在各界人士赞助下,成立上海市学生助学联合委员会(简称“助学联”),聘请许广平、马叙伦等为顾问,由圣约翰大学及之江大学任正副主席,大同、沪江、东吴、大夏等校分任宣传、联络、总务、征募各部工作,办公处设于建承中学校内。
      “助学联”曾向教育局、社会局求援,但得不到明确答复,而时不我待,春节即将来临,“助学联”决定赶印“助学章”,从2月5日起在上海进行劝募助学宣传义卖。“助学章”是用重磅道林纸印制,约3.5厘米正方,上端用红字印有“助学章”三字,正中有简单大方的图案,分两种面值,印在下端。普通章为每枚200元法币,共印25万枚;荣誉章每枚1000元,共印了5万枚。在义卖的前一天,“助学联”就集合八百多人,在街头和公共场所宣传劝募助学运动。5日(农历正月初四),“助学联”动员所有申、新两报受助的学生,连续两天在市内劝募义卖。后来听说,这次运动中走上街头的学生达两万多人。
      同学们出于迫切的求学需要,对政府的冷漠态度极为不满,大家激情高昂。无数个小组出没于上海的大街小巷,每个小组有三人。我所在小组另两位是段昌智和夏棣。段昌智是民国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的孙子,中等个子,金丝边眼镜,风度翩翩。虽然他家境富裕,无需资助,但出于一种正义感,看不惯当时的社会状况,同情交不起学费的同学,主动参加到义卖行列中来。夏棣是学校的业余话剧演员,温文尔雅,落落大方,待人很和善。他们两人的国语讲得很好,尤其是段的一口京味十足的国语,又善于演讲。我们小组能够顺利完成义卖任务,应该归功于夏、段两位。夏棣还负责东吴附中的义卖结算,账目规范,分文不差,得到“助学联”的表彰。
      我们早上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江宁路附近的“乐群中学”出发,沿静安寺路一路向东,遇有行人即说明义卖原委,得到捐助后,就用别针将“助学章”别在捐款人胸前。那几天,胸前别有“助学章”的人可说是获得了一种助人为乐的荣誉。衣冠楚楚者不一定愿意捐助,衣衫简朴者也有慷慨解囊的,更有痛感自己失学之苦、倾其所有资助我们的好心人。我们有时也招手请求小轿车停车,有二话没说即出手赞助者,也有连声斥责后掉头而去者,让我们这些年轻学子初步领略了世态人生。

       会乐里当众怒斥教育局长当时西藏路上有好多家大大小小的咖啡馆,馆里都设有乐队和不大的舞池。美国大兵在此消遣的很多。我们只要和乐队领班说明来意,乐队就会立即停止演奏,歌女也会让出话筒,给我们演讲的机会。我们的英文讲稿是事先背熟的,称大兵为G.I Friends(政府发言人朋友们)。二次大战期间,美军遍及欧、亚、非,他们喜欢被称为Goverment Issuer(政府发言人)。大兵们对我们的到来感到很新鲜,他们静坐着听我们陈述。记得第一句是“I shall speak to you a few minutes about a important thing.(我要用几分钟的时间告诉你们一件重要事情)”。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政府要制造歌舞升平的假象,我们偏要暴露真相,偏要在外国人面前道出真情。美国大兵们并不讨厌我们演讲,但也并非一定解囊。当时舞池乐队被称为“洋琴鬼”,歌女则更受人歧视,然而他们出于同胞之情,对学生十分爱护,我们从未受到过冷遇。

      一天下午,我们小组来到位于延安中路瑞金路口的金都大戏院(解放后改名为瑞金剧场)。戏院经理是电影演员王丹凤的丈夫柳和清先生,是我东吴附中的校友。柳先生了解了我们的来意,立刻嘱咐工作人员推迟放映时间,让出舞台给我们作演讲宣传。这一举动毕竟是有风险的,如果观众中有人提出异议,定会对金都大戏院产生不良影响。出于同窗情谊和对义卖助学的支持,柳先生还是承担了这个风险。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着实让我们看清了国民党政府某些官员的本质。义卖是在冬季,出入几家咖啡馆后,路灯已经亮了。我们兴致仍高,从福州路一拐弯,就见到了会乐里,学校离这里很近,早就听说这里是高档妓院集中地。那时我们才不过十七八岁,天真地想:既是富人挥金如土之地,何不前去唤醒他们,劝募一些款子?我们随意走进一家亮着门灯的石库门,上了楼,只见男男女女围坐一桌,桌上摆满酒菜,一个女子哼着小调。我们的开场白还没讲完,在场的一名男子指着另一男子说:“你们的教育局局长就在这里。”顺其所指,只见那个男子既不羞愧,也无不快,若无其事。这下可把我们激怒了,热血直往上涌,当众对教育局长怒斥道:“富人一席酒,穷人半年粮。你身为学生父母官,不顾学生学费无着落,却在此花天酒地,寻欢作乐,还有什么脸面去见百姓!”满座男女竟无一人应答,我们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学团联”在义卖成功后登场

      义卖运动一结束,立即进行同一学校内家庭互访,了解彼此家庭实际经济情况,分配助学金时参考。义卖所得共约八千多万元法币,基本上解决了所有清寒学生的需要。笔者当时正就读高中三年级,是这次义卖加上“裕斋奖学金”帮助我完成了最后学业。

      这次大规模“义卖自助”,上海《申报》、《新闻报》以及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都作了报道。“助学联”还在3月31日的《大公报》(沪版)上,公布了获得助学金的学生名单和账目结算清单。

      1946年2月11日,在天蟾舞台(今逸夫舞台)举行了庆祝义卖成功的文艺晚会。参加晚会的人实在太多,场子里都坐不下了,我们一些学生就坐在舞台两边的帷幕间。就在晚会上,成立了“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简称“学团联”)。后来我才知道,这次义卖活动其实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借以团结鼓舞广大青年学生。“学团联”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与三青团的学生总会对峙,6月23日反内战和平请愿游行之后被禁,实为地下学联的前身。

      东吴附中迅即以参加义卖的同学组成“野风团契”,加入了“学团联”各种活动。当时我们年少气盛,所以名为“野风”,其意是扫荡社会的乌烟瘴气。“团契”有三十余人,主要成员有沈家麟、周家复、夏棣、陆洪涛、陶大铮、陆梁和我,由沈家麟担任联络员。

      段昌智后来赴美就读。1971年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段时任台湾驻旧金山“总领事”,台湾“外交负责人”叶公超召其回台述职,遭段昌智断然拒绝,从此脱离台湾,定居旧金山。近年来,段先生几次回大陆,看到祖国的繁荣昌盛,感到莫大欣慰。夏棣在上海解放后不久,即去东北工作,在哈尔滨电站集团设备公司离休,今已回沪居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几位老同学曾在上海聚会,谈及当年“义卖助学”,犹历历在目,情不自禁。

                                                                                                                  (完)